中日毒饺子事件的言论危机
日本媒体在事件初期，究竟有无“过度反应”之嫌，见仁见智。但对日本来说，“毒饺子事件”无疑是一桩具有公共危机性质的事件，关涉到社会的安全和政府的信任度问题。从大众传媒作为“社会公器”的性格出发，出于“必须保卫社会”的责任感，在第一时间披露信息，探求和报道真实，的确是公民社会大众媒体的题中应有之义，本无可厚非。但是，在诉诸公众的同时，诉诸理性，而不是以模棱两可的“事实”为依据，传布成见，或以莫须有的暗示，影响、诱导公众对事实的判断，是现代社会对媒体和媒体工作者的起码要求，也应该是后者的自律底线。否则，任何公共危机性事件，都可能引发公共舆论的危机，而后者则又反作用于事件本身，使真相被遮蔽，问题长期化，加剧事态的悲剧化程度和负面影响。 
沃尔特・李普曼的经典著作《公众舆论》告诉我们，舆论的主体是公众，舆论总是公众的舆论。但何为“公共舆论”，是“仅仅在公众中传播”的舆论，还是“由公众自己形成”的舆论？这是有区分的。无论何种舆论，都不是知识，更不是对知识的系统认知；只是主体（公众）对客体（事件）做出的反应，而不是对客体的本相的认知，当然更不是对客体本相的系统认知。这既是舆论的魅力所在，也是其危险所在，因其在展示力量、宣泄激情的同时，也包含了某些成见、偏见，甚至歧见。而在社会舆论生成、发展、演变的过程中，媒体都不应该，也不可能扮演判官的角色。 
在全球化时代，食品安全没有国界。而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，因这样那样的原因，在日本几经发酵，已构成对两国共同利益的巨大制约性因素，也为中日关系平添了某种不确定性。两国间战略互惠关系虽然确立未久，但已显出巨大发展前景，为了中日合作的深入、持久发展计，两国应慎重应对毒饺子事件及其所引发的公共舆论危机：把问题当成客观的现实存在，就事论事，不扩大，不引申。致力于真相的究明，是为了问题的解决和杜绝重蹈覆辙，而不是别的。  
质检总局:所谓毒饺子事件为蓄意作案属主观猜测:
中国国家质检总局副局长魏传忠十三日在此间说，日本共同社十二日发布消息称，“石家庄市有关人士透露，该市公安局‘毒饺子事件’专案组认为：该事件可能是不满厂方待遇的人蓄意作案”。对此，魏传忠加以澄清并指出，这是一则未经中国质检总局或警方发布的的主观猜测性报道。 
魏传忠是在正在此间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之前作此澄清的。魏说，现在专门调查正在进行中，在没有结论之前，未向外界透露过任何细节。据向河北警方核实，自一月三十日公安部门介入调查至今，未在生产环节发现异常。魏传忠重申，根据中日双方达成的意见，中日双方对该事件的调查，都以中日官方与警方正式发布为准。